从大量的史料中可以看出，原来立春之后这个节气的命名并不是“惊蛰”，而是“启蛰”。启蛰之后才是雨水。从改“启”为“惊”的历史缘由中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将“启蛰”的形名更改为“惊蛰”，而且变更了启蛰与雨水的序列位置，这都是汉代所为。

汉武帝的祖父汉文帝（名刘恒，前179年～前157年）时期，为了避刘恒之“恒”字名讳，将老子五千言中“道，可道也，非恒道也；名，可名也，非恒名也”的“恒”字，强行篡改为“常”字。这在五千言的通行本《道德经》里面一直延用至今，从未有人为它正名。无独有偶，汉武帝的父亲名刘启（前156年～前141年），汉武帝为了避开他父亲的名讳，就将二十四节气中“启蛰”之“启”篡改成了“惊”字，从此“启蛰”就变成了“惊蛰”，逐渐丢失了节气名称的原义。

后代学者在研究节气的时候，因为不知原委，也就想当然、牵强附会地美化这个“惊”字与春雷之间的关系，人为性地让节序名称和顺序去符合自然规律，既迷惑了自己，也成功地迷惑了后代。但是，从自然界的气运变化上，从五运六炁（气）的变化层级而言，启蛰绝对不能运用到雨水之后，因为龙行才能雨施。

当代《殷虚卜辞研究—科学技术篇》指出：“龙，又是东方天东宫苍龙的龙宿星宿”，“启，乃节气之称，即后世之启蛰。”“有启龙者，谓时届启蛰，龙宿见于东方也。”这说明启蛰形名的确定，与天文中的星宿运动密切相关。组成龙宿星座的星星，在每年的启蛰时会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。商代甲骨文之中，就有正月龙见的记录：“癸卯卜，囗贞，有启龙，王比，受有又”；“贞：有启龙，王勿比。”启龙是启蛰的启龙。在天文学中，龙宿星见于东方天际，在身内则见于腰椎一（L1）上的能量变化。修身实践者以及对自己体内变化比较敏感者，在每一个节与气的转换变化之日、之时，如果能够同步入静而内观其身，就常常能发现和体悟出相应的脊椎体会出现类似于温差一样的变化，甚至会发现轻微的震动或者跳动现象。

《黄帝阴符经》：“天发杀机，移星易宿；地发杀机，龙蛇起陆；人发杀机，天地反覆；天人合德，万变定基。”天、地、人三才都应该合德而守一，而不能擅自产生突变；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德的形态、品质、品格以及动态都要与自然法则秩序相吻合，才能够实现万变定基。古代常常把“龙蛇起陆”作为先导和征候，通过对它们在陆地上的正常表现和异常表现详细地加以分析，来把握自然的变化。

在古六历当中，“惊蛰”节气的名称皆为“启蛰”。当代姜涛《“历居阳而治阴”——略论二十四气入历及其在清代以来的变革》一文中，总结了二十四节气中前六气在历代历法中的变动：

西汉太初元年（前104）：立春、惊蛰、雨水、春分、谷雨、清明

东汉元和二年（公元85）：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

隋开皇十七年（597）：立春、雨水、启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

唐武德二年（619）：立春、启蛰、雨水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

唐开元十七年（729）：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

西汉太初元年，改启蛰为惊蛰；东汉元和二年，更改了节气的次序，将雨水移到惊蛰之前，清明移到谷雨前面。隋开皇十七年，将惊蛰恢复为启蛰。唐武德二年，恢复启蛰在前、雨水在后的次序。唐开元十七年，又改雨水在立春后，并且将启蛰改为惊蛰，沿用到现在。

由此可见，将启蛰改为惊蛰，是汉武帝时期避讳的产物；而后世屡次将惊蛰的次序颠倒至雨水的后面，则是丢失慧识文化所赋予的节气本义，将“惊”字与自然现象进行附会的结果。若依据物应性来定位，启蛰就当在雨水之前。因此，对于“启”和“惊”，我们应当正确地把握，惊蛰绝对不能运用到正月，只能是二月启蛰然后听惊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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